一、三个“虞美人”融资炒股门槛
“虞美人”这三个字，在中国文化里至少指向三样东西：一位美人、一朵花、一个词牌。三者在历史的烟云中彼此缠绕，最终在李煜的笔下凝结成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愁绪——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先说那位美人。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，四面楚歌之中，慷慨悲歌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的记载极其简略：“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”仅此一句。没有“霸王别姬”的缠绵诀别，没有虞姬拔剑自刎的悲壮场景——这些情节其实是后世文人的层层叠加。事实上，司马迁之后数百年，才有了“虞姬悲歌”的明确记载。但这不妨碍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成为千古绝叹，也不妨碍这位连全名都没有留下的女子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美人之一。
Wikimedia Commons｜《虞姬像》清代木刻
再说那朵花。传说虞姬自刎后，坟前开出一种艳丽的花朵，人们便称之为“虞美人”。此花又名丽春花、锦被花，与罂粟极为相似，有红、紫、白诸色。花语是生离死别、悲歌。有意思的是，词牌《虞美人》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——虞美人草（又称舞草）。有学者通过文献比对发现，“舞草”之说早于“虞美人草”之说，曲调《虞美人》的记载也早于虞美人草的记载。但经过对唐五代宋词的内容、形式和音韵的综合考察，学界主流观点仍认为词牌源于美人虞姬。一个词牌的来历，竟也有“考据派”与“传说派”的分歧，倒也是古典文化研究的一桩趣事。
再说这个词牌。《虞美人》原是唐教坊曲，后用为词牌名。《乐府诗集》中说：“按《琴集》有《力拔山操》，项羽所作也。近世又有《虞美人》曲，亦出于此。”可见此调源出古琴曲，本意就是咏叹虞姬之事。词牌又名《一江春水》《玉壶冰》《忆柳曲》《虞美人令》等——光是这些别名，就已经透出一股凄美婉约的气息。双调五十六字，上下片各四句，两仄韵、两平韵，换韵方式是“甲乙丙丁”。以李煜词和毛文锡词为正体，宋元词人依李体填者尤多。
三个“虞美人”，就这样在历史的时空中彼此呼应：一个死于英雄末路的悲歌，一个开在传说与土地之间，一个成为文人墨客寄托愁思的载体。而让这三者真正融为一体的，是南唐后主李煜。
二、绝命之词：太平兴国三年的七夕
公元978年，北宋太平兴国三年，七夕。
这一天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日。此时距南唐亡国、李煜被俘至汴京，已近三年。三年前，宋太祖开宝八年（975年），宋军攻破金陵，南唐覆灭。这位“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”的江南国主，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囚徒生涯。
七夕之夜，李煜在寓所命南唐旧妓作乐。歌声传出寓所，传到宋太宗的耳中。据说，他当晚写下了这首《虞美人》：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宋代王铚《默记》记载：“后主在赐第，因七夕，命故妓作乐，声闻于外。太宗闻之，大怒。又传‘小楼昨夜又东风’及‘一江春水向东流’之句，并坐之，遂被祸。”宋太宗命秦王赵廷美赐牵机药，将李煜毒杀。生于七夕，死于七夕——这位词人皇帝的一生，仿佛注定要与“七夕”这个牵牛织女相会的日子，结下某种宿命般的缘分。
一首词，成了一个人的绝命之词。这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。清代词学家冯煦称李煜为“伤心人”——这个词用在他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
三、开篇即惊世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
《虞美人》的开头，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“反常”之一。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——良辰美景，岁月轮回，本是世间最值得期待的事物，词人却问“何时了”。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厌弃，恰恰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绝望。有学者指出，开篇两句采用了互文和比兴修辞，是作者总结性的感叹，目的是引起读者的疑惑和兴趣。而答案在下文徐徐展开：“往事知多少”——正是因为往事太多、太痛，才让眼前的美好都成了折磨。
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一个“又”字，堪称全词词眼。表明此情此景已多次出现——春去春又来，一年又一年，词人苟活于囚笼之中，眼睁睁看着时光流逝而无力回天。这个“又”字，既是时序的推移，也是精神折磨的叠加。
“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”有学者考证，“朱颜改”并非仅仅指词人自己容颜衰老，更是指物是人非、江山易主。金陵宫殿的雕栏玉砌应该还在，只是里面的人已经换了。这种“物是人非”的对比，在古典诗词中并不罕见，但李煜写来，却有切肤之痛——因为那“物”曾是他的宫殿，那“人”曾是他的臣民。
最后一句，是整首词的高潮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写“愁”的巅峰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将抽象的愁绪具象化为滔滔东流的春水，既写出了愁的悠长深远，也写出了愁的汹涌翻腾。有学者指出，李煜此词通过内涵和外延的距离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“张力”。虚实结合的手法在此处达到了极致——愁是虚的、抽象的，春水是实的、可见的，二者合一，愁就有了形状、有了重量、有了流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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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词中之帝与“以血书者”
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，可以用四个字概括——“词中之帝”。这既是说他曾是一国之君，也是说他在词坛上的至尊地位。
亡国成就了李煜“千古词帝”的美名。特殊的身份使他的词作多了一层迷人的色彩：阶下囚的屈辱与故国之思的虚幻，常常在词中交织成复杂的情感丝缕。他后期的词作，在素材的选择和情感的抒发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评价李煜的词是“以血书者”。这个评价极为精准。李煜的词不是“写”出来的，是“流”出来的——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。他后期词作读之如闻悲鸣、如临血书。正因为他曾为国主，富贵荣华到极点，又身经亡国悲哀伤痛到极点，这种极端的生命体验，使他的词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。
有学者将李煜的《虞美人》称为“天鹅绝唱”——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声鸣叫，格外凄厉，也格外动人。这首词因其深邃的时空交织艺术，为唐五代词画上了一个崭新亮丽的句号，并打破了唐五代词狭小的抒情空间，为宋词指引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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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词牌的流变：从闺情到家国
《虞美人》这个词牌，在李煜之前和之后，风格和题材有着明显的变化。
在唐五代，这个词牌多写闺情与花草，属于“艳曲”一类。这与其源于虞姬故事的“生离死别”底色倒也吻合。李煜用这个词牌写家国之悲，是一次大胆的题材拓展。他把一个原本用于歌咏美人和花草的词牌，变成了承载亡国之痛、故国之思的容器。从此，《虞美人》这个词牌便与“悲”“愁”“哀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到了宋代，苏轼、辛弃疾等词人用《虞美人》写送别、咏怀、赠答，进一步扩大了词境。但无论如何拓展，这个词牌始终带着一种哀婉的底色——就像虞姬的传说、虞美人的花语一样，生离死别、悲歌慷慨。
词调《虞美人》来源于唐代教坊曲，其本事源于美女虞姬，中唐以后又连及虞美人草。一个词牌，串联起一位美人、一朵花、一代词帝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大概也是独一份的。
感受词中所传递的人类共通之愁。
六、一江春水向东流
一千多年过去了。虞姬的坟茔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土中；虞美人的花每年还在开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，在田野间摇曳；《虞美人》这个词牌，依然被今人填词使用。
而李煜的那一江春水，依然在流淌。它流过宋代的酒楼、元代的驿道、明代的庭院、清代的书斋，流进今天的中学语文课堂，流进每一个读到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的人心里。
愁是什么？愁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。但李煜把它变成了一江春水——有了形状，有了温度，有了流向。从此以后，每一个感到愁绪满怀的人，都可以指着东流的江水说：看，那就是我的愁。
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力量——把最私人的痛苦，变成最普遍的共鸣；把一瞬间的情感，变成永恒的艺术。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——这十个字融资炒股门槛，让一个亡国之君的哀叹，穿越千年，依然鲜活。也让“虞美人”这三个字，从一位美人、一朵花、一个词牌，升华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不干涸的情感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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